台北地區翻譯社提供以下資訊
居住在美國的華裔作家哈金，前幾年著作《戰爭垃圾》（《War Trash》）一書，原文以英文撰寫，這是翻譯過來的書名，就內容並書名而言，可說是牽強生澀的翻譯，還有翻譯為《戰棄物》的，也較為生硬。早有中文恰切的辭彙卻棄置不用。其實最好的翻譯應是《炮灰》。 早有翻譯者指出近年來翻譯品質直線下降。最深層的原因，乃在於譯者的文藝素養，包括文學教育水準下降，導致翻譯藝術日漸衰微。其間，癥結出在中文的翻譯而非國外原作的寫作水準。
閻克文先生曾撰文，談政經名著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的誤譯，這個中譯本給讀者製造的閱讀障礙令人吃驚，裡面出現了諸多罕見的翻譯錯誤，由此造成的顯性或隱性的破壞性影響可能難以估量……甚至將“聖·方濟各的第三會”這樣深具歷史文化含意的句子翻翻成“聖·法蘭西斯的第三條誡令”，這和那些把孟子翻成孟修斯的譯者一樣，既能無中生有，也敢有中生無，下筆即錯，錯到離譜，令人生氣。 閻先生經統計發現，根本性的錯誤共有一百三十二處，而中譯本一共只有二百五十二頁，平均不到兩頁即錯一處，“這種壓縮餅乾式的經典文本，其思想密度、知識含量和邏輯嚴謹性都具有高度凝練的性質，每一個術語、概念和片語在整個邏輯鏈條中幾乎都是無可替代的”，但這樣的譯文卻堂而皇之出籠了。
如閻先生所指出的錯誤，可謂觸目驚心。當今如《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》這樣的翻譯本，拜讀之後幾乎是一無所得，甚至所得資訊完全錯誤，與原作的思想文采措置更全無關涉。這樣的譯本導致，他不說你還明白的，他一說你反而糊塗了。 民國初年引進不少思想文化類的歐西著作，但那時的翻譯大家，在譯出原意之外，於趣味或思想，尚有種種增進。譯者善於整體把握，細節尤其是抽象的哲學概念、新出的社會學概念，淵然和中國固有的文化觀念學術概念結合通融，或者產出新境，祛除生澀之病，頗有種種神來之筆。
據劉伯承早年留蘇的經歷，他在極短暫的時間裏面精通了俄文，其後陸續留下大量原創兵書，以及近兩百萬字的翻譯作品。好些軍事術語經他翻譯，成為確切不移的精品譯文。像“混成旅”，當時部隊開始合成，一個旅有步兵騎兵還有炮兵，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譯為“雜種旅”，而劉伯承翻譯成“混成旅”；“遊擊戰”較早前來源於西班牙語，在國外通常稱作“黑猩猩戰”，系指叢林作戰方式仿佛黑猩猩，講究快速突然的襲擊，是劉伯承將“黑猩猩戰”翻譯為“遊擊戰”。另外還有“司令員”、“炊事員”等都是他的妙譯。 劉伯承的古文基礎打於清末民初，其後戎馬倥傯，似乎從未放鬆從典籍中吸取養分。
今天的翻譯者，好比走山麓，只能慢騰騰令人煩躁地走下來，多的是一步一趔趄，偏偏倒倒，替他著急。不像民初的譯者，他們可就有慢跑、快跑、攀緣、小憩的能力與功夫。 譯者的修養不夠，中文的似通非通，英文的一知半解，雜學或專業的捉襟見肘，導致譯著慘不忍睹。有人研究龔自珍，說他精通歐美的新思想，證據是，龔自珍的文中多有西方之學字樣。劉世南先生看後一時啼笑皆非，指出這是一個瞎話和笑話。蓋以西方者，在當時專指印度。而我們現在所謂西方者，那時叫泰西。學界充斥這種荒誕離奇的談論，今人的著作書籍，又怎麼取信於人呢？今人的翻譯作品一樣是不可信。
也許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說的，那些從事翻譯的人，不特中文水準可疑，也“壞在他們的英文不是很好”。中英文修養平平，“就很容易讓兩種語言發生混淆使用的情況”。如此一來，其行文或不清純，或怪里怪氣。余光中建議他們攻讀中國古典經典小說，作為補救，因為古典小說有個特性，就是白話與文言的比例剛好。建議得宜，不過言之諄諄，聽之邈邈，他們哪有時間去實行呢?
就目前情形而言，有人以為譯者水準下滑，跟幼年即開始學英文有關，“想要找到好工作，就必須會說英語。所有攻讀博士學位的人，哪怕學的是中國古典文學，都要精通英語。拿到哈佛大學MBA學位的人成了大家效仿的榜樣……”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，但不是根本原因；不少名作家，如錢鐘書、光中、白先勇……都是外文系畢業，又作何說？孫中山、林語堂、梁實秋都是早年學外語耗費大量心力，同時中文的涵養也向縱深開進，事實上是雙向發展，齊頭並進。可見關鍵還在於教育的文化取向、文化底蘊方面。在他們那裡，兩種或多種文化碰撞，悠然神會，那才真正可以體會翻譯的妙趣，體會“中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學北學，道術未裂”的深意。
如有其他疑問也可以跟我們台北地區翻譯社詢問~~
